《告别百年激进》摘

之前看过温老在人民公开课上的专题讲座《告别百年激进》,时间短、内容丰富,许多都只了解个大概,对现代化和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还很片面,近来才读温老十年演讲结集,也叫《告别百年激进》,却不像看完《八次危机》后那样醍醐灌顶,思路清晰,限于自身理论和水平的局限,很多观点不能理解透彻,权且记录尚觉有意思的观点,以作之后回顾的纲目。

前往人民网公开课

自序 金融全球化成本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战略

自序介绍了成书的背景,部分研究成果和观点可见《八次危机》又更详细的阐述,系统地解释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各项政策的背景和造成的结果,与主流论调不同,但却发人深省。(或者说与所学教科书所讲差别过大,初看却有重塑世界观的感觉,《八次危机》也有相关讲座,经典的可看其在重庆大学、香港大学或中山图书馆的讲座,新提法“十次危机”)

第一部分 资本全球化的宏大叙事

成本转嫁论(核心观点)

现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我简单归纳成图1所示内容:

制度本身是派生的,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制度惹得祸”,不如深入去想,所谓的制度由何而来。(客观上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三次矛盾转移——殖民地扩张、产业资本扩张、金融资本扩张——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所谓的现代化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是问题,但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问题”。

中国经验

世纪之交的中国,因“生产过剩”(林毅夫认为是劳动力过剩、生产过剩双重过剩,恶性循环)而改出(调整)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听起来很熟悉,温老也提到过,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和过去如出一辙)

中国经验即是:当时的政策部门工作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体高度关注的意识形态(如今政治正确在西方愈演愈烈,意识形态之争充斥着互联网),自1999年以来的10年间,中央政府用超过10万亿的国债投资带动就业(西部开发、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高速公路三纵两横——2万多亿,振兴东北工业基地——1万多亿,温总理上任后中部崛起追加的2万亿,新农村建设——3万亿,大地震灾后重建——2万亿,加上2009年4万亿救市),虽然派生了许多问题,但基本上化解了双重过剩危机。

面对周期性生产过剩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西方(即使是罗斯福新政)最终是靠战争化解危机。

萨克斯曾以在苏联推广私有化改制著称,但在解释中国经验时认为应该从集体化时期的经验入手,他认为:作为学者,首先不是强调自己观点正确,而是尊重客观现实

“要站得比意识形态高,超越价值观,才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条件”。

历史经验比较

与文艺复兴同步的是殖民主义,包含着对几千年奴隶制的复兴。(部分知识分子在鼓吹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意义时也要看到内在的问题,这不能怪西方,而是因为人类在不同生产关系下受到的环境约束,人类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影响资源环境变化的影响)。

我们中原农耕文化“安土重迁”,似乎从来没有威胁过西方,但被中国汉唐盛世两次打败的民族渐次西迁,客观上确实造成了罗马帝国衰败灭亡和拜占庭帝国的解体,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欧洲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恰是中国科技文化、工商业繁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时代,无疑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常年对外贸易盈余,带火了阿拉伯,搞穷了欧洲小贵族、小王国。

从秦汉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努力到宋代,中国人用上千年形成的维护中央政府法统治理的国家政治,就已经不是西方历史所指的封建主义制度了,不能随便就说中国至今都是由于几千年封建历史遗留的问题。

西方通过殖民化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之前的序曲,确实与中国有关——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财政危机,引发长期白银战争,才有后来的殖民掠夺。(宋明之际,基本不产银的中国白银储备却占世界60%)

战后双寡头地缘控制下的雁阵式产业转移及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输入型危机的原因)

当代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结构性变化

经济、政治“地方化”:地方政府追求工业化收益而同样不承担制度成本,金融风险和投资损失最终由中央承担;地方政府促进形成了更多亲外部资本上层建筑的形成,市场经济无法平等竞争,听任外国拿走中国的钱,反过来再投资到中国占有战略产业并占有高回报。

生态文明——调整方向和出路:四个文明的提法可合并为“生态化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

全球通胀的根本原因——新币缘战略的“三角结构”(军事优势构造的政治强权、石油战略、粮食战略)。

美元霸权的币缘战略通过三角结构消纳过量增发美元,向全球转嫁巨大代价,这是全球通货膨胀的本源。

以制造业为主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实体经济国家,如中国,以自己国内的高通胀对冲了大量增发美元货币带来的全球通胀。美国可以借此不断增发货币,同时靠对外转嫁通胀来消纳过量增发的货币,这是金融全球化内在的经济逻辑。

亚洲地区相对而言最为稳定,源于其半数的百姓是半自足的农民生产者,使得外部风险内部化。2008年国际组织确定38个国家会发生粮荒,除中国外37个都变成了饥饿国家。

中国“高利率+低汇率”对接美国“低利率+高汇率”,导致我们成为金融资本危机代价的承载者。(金融和外汇当局都客观上在帮助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对外转嫁代价)

相比于俄罗斯的资源型经济,美国的金融型经济,中国的产业型经济在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处于底部,对处于两个上端的俄、美都吃亏,而左右两头,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对立,二者利益内生性结合,相辅相成。

唯中国在国际环境上充满变数。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不“搭便车”,另一方面又绝不允许中国自己构建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欧债危机实属政治危机

加入欧元区的政治主权国家丧失了货币主权(经济主权的核心部门),一方面政治家向市民许诺更高的福利、更少干活以当选并兑现,另一方面又无法渐进地制造通货膨胀迫使百姓承担政府债务转嫁而来的通胀压力,于是不断地积累债务,无从化解。

中、美可以靠不断发行货币来减少政府债务比重。(增加分母)

美国可以强迫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购买其国债,转嫁“自由民主”制度的高成本,但其他国家只能依靠美国才能维持。(英、日自称永远是与美国保持紧密战略同盟的国家)

欧洲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危机,是否会爆发取决于美国是否还需要这个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伙伴。IMF出手救希腊,很大程度因为这层关系。(美国为使“侵略”不是“侵略”,就需要这些伙伴组成“联合国军”)

日本经验

日本“衰退”(失去)的20年,却一直使日本最稳定的时期,既没有高失业,也没有社会动乱。(试想如果中国20年经济零增长的后果)

日本经验:土地均分制+高度组织化、财阀制度+企业年功制(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东亚地缘战略中的极端实用主义(紧密结盟美国)

主权缺失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对外战略——“搭便车”,节省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所必须的成本,同时转嫁外向型经济的巨大代价,只需向老大支付巨额赎买成本,这也是为何日本长期居于第二,国际形象一直不错,而中国主权相对完整,成为第二就势必“被敌对”的原因。

国内稳定上坚持重农主义的基本制度,内生性地形成土地均分制派生的小农+村社为基础的内部化机制(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群体理性)。(中国大张旗鼓鼓励外资内商进入农村占有土地是自断稳态社会体系的一只脚)

综合商社为名的财阀垄断模式(政商结+黑社会“合法化”参与财阀合谋,共同维护着六大财阀控制全国经济,而企业年功制稳定了企业雇佣关系,长期维护员工忠诚度)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发展中国家以薄弱的经济基础支撑发达国家最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承担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制造的债务危机。

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政治体制,如今过分强调政治正确,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基本的经济基础支撑,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代表了广大劳动群体的正常所谓关乎人权、民主的自由表达,而是中产阶级追求自己庸俗化、福利化利益的政治化表达。

对高通胀+高失业+”单一经济“国家来说,无论是否换成西方体制,无论谁当政,都解决不了霸权国家外部性危机转嫁造成的结果。

越是高福利国家,税收占比越重,如北欧福利社会主义(税收占GDP比在60%以上),莱茵社会资本主义模式国家(一般在50%左右),盎格鲁撒克逊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在40%左右),进入21世纪中国也才达到20%,此前平均不到15%。由此来看,不能只沉迷于政治现代化想象,不论什么理论,都得先算帐,要看能否像美国那样实现对外转嫁制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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