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及逆全球化思潮交错背景下的中国战略转型
摘要：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然而由于全球化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大趋势下逆全球化的思潮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演化前进。本文分析了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和动因，归纳研究了二战后全球化的特征，对比分析了逆全球化运动的现状和产生原因，并从中国的工业化积累和发展的历史出发，介绍了中国应对生产过剩危机的经验，以及身处百年未有之变局新形势下中国的战略转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真实经验和故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当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关键字：全球化；逆全球化；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本转嫁；一带一路；生态文明
自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寻求合作共赢的机会，尤其是在完成战略转型后，更是成为全球化重要的参与者和主要的推动者。近年来，日趋萎靡的经济状况和盛行的民粹主义催生的逆全球化思潮对世界的稳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一、全球化及其历史背景
（一）全球化概念
全球化活动由来已久，而现代意义上的大规模全球化始于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全球化进程也得到加速。同时，历史证明全球化也一直具有深刻的离间性和分裂性，只是这种后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验证。
相较于全球化活动，全球化本身的概念出现则晚得多，时间上的错位造成了大众对其历史进程的认知与概念定义上的混乱，因而全球化概念自创立以来，就引发了关于定义和解释的争论[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贸易和交易，资本和投资运动，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以及知识的传播”四个方面定义了全球化，维基百科对全球化的定义则更为强调各个领域的融合[2]，俞正梁是我国研究全球化较早的学者，其对全球化的定义可以总结为”统一与多样并存、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观念与范式转变、多维度不平衡发展的过程”[3]。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
（二）全球化动因
当我们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很自然地会去思考全球化的动力是什么，这不仅能够建立我们对全球化的基本认识，也能为研究当下的逆全球化运动提供切入点。
对于全球化的动因，不同学者的观点也各不相同。在何为全球化根本驱动力的问题上，宿景祥从马恩对资本增殖和扩张本性的认识出发，认为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其根本动力则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4]。西方学者沃勒斯坦同样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他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社会分工的架构内运作[5]。与之相对，对大众来说更为直观的认识则是现代科技的革命解放了生产力，改变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化，推动国际产业格局的调整，使世界经济、科技联系更为紧密。罗西瑙甚至把技术及其改造能力看作全球化的首要动力。而从政治逻辑出发，也可以证明”全球化过程是政治因素的产物”，特别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存在促使主权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需要，形成了互动、开放、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
（三） 二战后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区分前后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节点。当我们去意识形态地看当时的世界格局时，便能很容易地理解全球化的进程。二战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力下降，一大批新兴主权国家建立，其与宗主国的关系大致可以总结为图表 1的关系，这客观上为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大过剩提供转移矛盾的途径，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无论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还是罗斯福领导的美国，在战后都是事实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二者形成双寡头格局，共同瓜分世界，并为自己合理控制世界创造了冷战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主要进行的是地缘控制下向同阵营内国家进行的雁阵式产业转移。
图表 1 大多数新兴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 |
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入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单极霸权主导的全球化，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开始了新一轮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主要是转移落后的、高污染、资源高消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于此同时，西方金融资本快速扩张，不仅造成自身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在全球进行投机牟利，造成了当下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
二、逆全球化思潮
（一） 逆全球化思潮此起彼伏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FDI）统计，从2016年到2018年，全球FDI规模不断刷新自2008年以来的低纪录，2018年更是比2017年萎缩了将近五分之一，规模为1.2 兆美元。2007年全球FDI占全球GDP的3.5%，而2018 年这一比重已不足1.5%[6]。世界贸易规模的增长速度从2008年后也明显放缓。从数据来看，全球化已经进入减速阶段。
从全球化发展规律和趋势来看，”逆全球化”的说法实际不成立，逆全球化实际上是指反对全球化，是一种反对全球化思潮，这种反对全球化的力量与全球化发展伴生，主要体现为由全面开放转向有条件开放，直至封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为国际间的生产要素流动设置障碍。全球范围来看，反全球化此起彼伏，不容乐观。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特朗普在任的4年，推行美国优先，频频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组织，出台各种政策限制要素流动，声称”美国做出了让步和牺牲”，而事实上，美国才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主导者。与之相应的，欧洲也有以玛丽• 勒庞领导的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的极右民粹政党为代表的右翼政治实力崛起，加上英国脱欧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不仅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不少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这些都在不断地冲击着当前的经济全球化。
（二） 逆全球化动因
通过分析逆全球化思潮背后的原因，能够有助于我们正确应对逆全球化的挑战。当我们了解全球化的动因，我们就能明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反对全球化，都源于全球性的发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7–11]。
对于发达国家，西方宪政体制存在的弊端一直被其高速发展的经济和能在全球范围内转嫁危机和收割财富掩盖，国家能够负担高成本的社会制度，民众也能享受高福利政策。然而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其代议制民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高成本、低效率、分裂和各自为政的政治制度暴露出来，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状况仍然没得到改善，反而更加热衷于在全世界传播所谓普适价值，制造区域冲突和混乱试图掩盖国内矛盾。由于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者，尤其是美国，能够轻易地向全世界转嫁国内的危机，从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攫取财富，理应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如此。然而当政体体制弊端暴露，政府热衷于向全球输出革命、战争，给许多地区带来深重的灾难，攫取的财富却流入少数人的手里，也未曾投入民生建设，贫富差距极具拉大，社会割裂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后，民众开始纷纷抗议，可在有心人的引导下，他们不是将矛头指向无为的政府，指向金融资本，而是指向了全球化，指向了那些他们认为抢了他们工作的发展中国家。于是，贸易保护主义顺势抬头，反民主、反移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在图表 1中有过概括，核心是温铁军提出的成本转嫁论[12]。由于主权负外部性、超前的体制和资本缺乏，导致其内涵使然亲资，面对宗主国的产业转移只能全盘接受，被动地进入全球化，被国内和国外资本双重剥削，结果就是内生性的劳资矛盾、外生性的环境问题也随之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处理，同时经济基础缺乏使得无法支付高昂的制度成本，导致发达国家越富、发展中国家越穷的情况。当民主发觉全球化并没有给国家经济和民生带来改善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就出现了。
三、中国历史经验与战略转型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和即将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也更严峻，从建国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工业国，走过不少弯路，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无论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当下寻求破解逆全球化困境的中国自身，都是非常值得参考和学习。
（一）中国的历史经验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大致归纳为两类：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
人们常讶异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却弄不清背后原因，不只其他国家的人民，大部分中国人虽然切身感受着国家的变化，对背后的原因和逻辑也是茫然的。这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简单地将中国历史做了切割，忽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一以贯之的”实事求是”精神。
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相比于同时期其他通过谈判或交易独立或建国的国家，中国显然是通过暴力革命获得相对不具有负外部性的国家主权，官僚资本和西方在中国的资产均被收归国有，为之服务的反动分子和买办被处理，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打破了殖民者和宗主国强加的财产权利，构成了财产平均分配的条件。完整的国家主权也是中国能够历次通过增发国债和增发货币投入基础建设以应对经济危机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原因。
在农村，实质上也是土地革命的完成，实现的是中国农民千年来相同的诉求，通过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即耕者有其田，而近九成国民是农民，所以从结果来看，此时的中国是由小土地所有者也即小资产阶级组成了社会的根基。这给当时的社会改革和工业化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小资产所有者具有分散性，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当交易对象大到一定量时或交易频率过高，交易成本会大量增加，交易便无法进行[13]。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在由小有产者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贯彻执行。但也正是由于全面的土地革命，保证了中国从建国到现在尽管社会问题不断，但依然是一个超稳态的国家。这一事实从毛泽东土地改革、邓小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再承包和胡温新政均有体现，也是新中国新政府的政治合法基础。
近些年来由于资本下乡和合村并居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正是违背了这一历史经验，试图改变自建国以来反复向小资群体承诺的基本财产权利关系，想要把小资产所有者变成产业工人也即无产者导致的。
工业领域的内在特点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而当时的中国，不仅有民国遗留下来月38%通胀率的超高通胀问题，而且全部黄金储备被蒋介石带往台湾，资本极度稀缺，加之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像西方一样通过海外血腥殖民掠夺财富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因此朝鲜战争我们必须要打，不仅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同时也是为了靠向苏联阵营，抓住冷战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相互制衡而向阵营内国家进行双雁阵产业转移的机遇，尤其是重工业生产线。而获得重工业生产能力后，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爆发了。虽然中国一步进入了重工业国家，但此时客观条件是小农经济下的中国无法消化掉这些工业产品，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内向型工业化积累。内向型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方法主要有两个[14]，一是通过高度组织化，如农村集体化、城市单位化，来占有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同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取农业剩余，在当时就是合作社的形式，并不是为了农业，而是为了承载初步形成工业生产能力但失去苏联继续投资的城市工业；二是通过劳动力资源资本化来大规模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投入国家基本建设，以此替代稀缺程度趋零的资本。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家电下乡、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号召和政策都是在这个思路下进行的，这也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举国体制，民众协力承担发展成本，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完成工业化的跨越。
不客气的说，与西方充满残酷掠夺、血腥杀戮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历次内部经济危机处理不当造成全球动荡乃至爆发战争相比，中国的工业化条件和工业化的实现，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
综合来看，无论是工业的原始积累还是历次化解生产过剩危机，农村或者叫乡土社会，一直是发展成本最大的承担者，是中国应对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也正是有了广大和稳定的农村，中国才能在短短30年内完成西方几百年靠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才完成的工业化，又在短短40年实现了经济飞跃。只是经过历次成本转嫁和近些年来激进的现代化，现在的中国农村恐怕已经无力再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承担一次危机了。
（二）中国的新发展战略
长久以来，无论是工业的原始积累还是应对生产过剩危机，中国靠的都是内部消化，向农村转移成本和转嫁危机，特别是实行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后，通过增发国债和货币投资基础建设，转化过剩产能成了屡试不爽的方法。
如今，国内是新一轮生产过剩，国外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方面的围追堵截，为实现和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计划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中国迫切需要调整发展战略，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全面转向高质量稳定发展。十九大报告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有着清晰的规划。
近些年来美国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逆全球化举动对本就陷入困境的全球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次走向全球化舞台中心，主导区域全球化的历史机遇。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和封锁越来越频繁，中国迫切需要改变被围堵的困境，在稳定内部市场的同时，积极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实现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创建参与新机制。”一带一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倡议。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5]。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系列项目的落实，不仅有利于中国打破西方封锁，实现区域再整合，消化中国过剩产能，减轻国内供给侧压力，也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分工的优化升级，使其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紧密结合，共享发展成果，互利共赢[16]，加快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自我修复和调节，推动全球化发展朝更加公平、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加平衡和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方向继续前进[9,17,18]。
“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还有众多走出去的策略方案，然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风险和挑战无时不在，因此对内完成亚区域整合，建设环渤海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经济循环圈，就是中国应对走出去战略陷入困境时可以回头进行国内建设的又一重要战略。
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给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地破坏，同时以”群体文化”为基础的乡土社会正面临瓦解，依靠家庭人力与资源的自我资本化收益以维持”风险内部化”的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14]，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变化，开始面临资源流出严重、生态环境难以持续的困境[19]。
十七大和十八大反复强调的”生态文明”，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明确被提到，”发展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15]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内涵最丰富的领域就是乡村振兴，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利乐认为，”经济人需要一种生态自觉”，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是当前全球化困境和逆全球化的深层根源。要正确化解经济危机，重新拥抱全球化，经济人要自觉转向生态经济人，要确立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人格，养成源于自然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态理性，并追求以自然生态自然承载能力为前提的生态消费[20]。实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就是要避免以资源换取短暂利益的盲目行为，建立永续发展的生态自觉。
乡村振兴也是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和生态文明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从提出”两型农业”的发展目标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不计投入产出比地对广大农村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多元化非农经济。乡村振兴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短时间内扩充中国的实体化的物业资产，虽然不能反映为GDP的增长，但却带来了货币化的机会，增强了政府金融管控的能力，在这部分资产完成交易后还能转化为资本。连续18年来向乡村的投资已经转化为沉淀成本，只待开发和利用。在这一过程中，要保证让农村的资源性资产由村级集体经济来占用、管理和开发，一方面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能让大家共同受益。
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唯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错中演变前行，对中国而言，无论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我们已经成为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一场由美国挑起的中美新冷战已然拉开序幕，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积极构建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分享中国经验，与世界各国一起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努力和奋斗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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